改革开放40年，中国文学的写作者、书写风格已发生了明显的代际差异变化。12月9日，安徽蚌埠《收获》文学排行榜，在“行走的时代”《收获》论坛上，谷臻故事工场发布了一组人工智能数据分析——大数据抓取了1979-2018这40年间，680位作者发表在《收获》上的1618篇长中短篇，从小说每十年的地理位置变化、创作风格、影视改编类型曲线、主题变迁等六个维度着手，解读《收获》40年作品风格的变化趋势，中国文学的代际差异形象地呈现而立体出来。
论坛上，贾平凹、阎连科、宗仁发、李洱等数十位文学大家就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文学、文化转型和文学创作等议题展开了讨论。
《收获》是文学期刊的典范。中国近四十年的文学思潮、流派、思想史都与之有着紧密联系，这本杂志可以称为当代文学史的缩影。
《收获》论坛现场。吴越 图
《收获》提供的不仅是文学知识，还是一种文学气质。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作家何平认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格局里，《收获》通过逐步的渗透，将完全被抑制的东西带到了中国文学中间，这是极其不容易的。此后八十年代的探索精神、锐意进取精神一直延续到了九十年代，再到新世纪。”
但何平也提出了一点，新世纪后写作的探索精神以及进取精神开始变弱了，这一现象值得关注。
文学书写老化、青春气息缺失，是文学史书写者年龄构成较大、审美观念过于老化？还是年轻一代作家的写作思想艺术成熟度不够、未能达到进入文学史的标准？作家的创作探索灵感在减弱吗？
谷臻故事工场CEO走走通过大数据给出了一些答案，“我们分析了40年间，680位作者的1618篇作品，《收获》作者平均年龄，按照发表的实际年龄是40.9岁，如果按照作者首次在《收获》发表小说的平均年龄只有37.8岁，李洱老师发表中篇是在27岁，在那个年代的《收获》里是最小的年龄。进入21世纪后，作者的平均年龄开始攀升。”
从图表可以看到，写作者的年龄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最为年轻化，此后一路上扬，在21世纪达到了一个小顶峰。
何平补充道：“1949年之前的文学史和改革开放前二十年的文学史，基本以青年作家主导，基本上都是优秀作家三十岁左右的作品，但后二十年文学史写作出现老龄化倾向，好作品也依然是那些在八十年代已成名的作家出品，年轻人似乎越来越难以进入文学史。”
而从1618篇小说中提取关键字，可以看到，1979-1989第一个十年“我要”是最突出的，鹤立鸡群的关键词，这意味着“文革”十年压抑之后个人主体意识的觉醒和自我表达欲望的急剧提升。
1990-1999，自我表达从“我”扩展到“我们”“家庭”，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和正常的阶段，但也奠定了《收获》小说现实主义与家庭题材的主要基调。
2000-2009，“自己”“我们”“他们”成为主要关键词，走走认为，可能是社会分化、固化的一种体现，“知道”出现频次高代表着某种个人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认知欲望的增强；而“没有”则表明在社会阶层日渐分化固化的情况下，这种认知结果的整体反馈是消极的。
2010-2018，“自己”“我们”“他们”“爸爸“”妈妈“”男人“”女人“等成为关键词，且没有绝对领先于其他关键词的高频关键词，表明这一时间段的文学创作又恢复到了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和描摹。
总体上看，《收获》四个十年里小说关键词反映出来的情况是：小说以现实主义风格为主，题材紧密围绕”家庭“（父亲、母亲、爸爸、妈妈、孩子、老师）或者两性（男人、女人、身体、感觉），超现实类作品和政治题材作品较少，主要表达“我”和“我们”对社会认知的欲望、自我表达的诉求与周遭的人际社会关系等内容。而除了名词和人称代词为主要高频词之外，副词上“为什么”“不能”“没有”等成为高频词，表现出小说里整体上人们对于自我认知与表达呈现出一种不满足的态度，而对于人际或社会关系也有着偏消极和困惑的感受。
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作家王春林则提出，在长篇小说衡量评价标准和尺度上，是否应该持有相对的开放性的艺术观念和更具开放性的审美观念，“如果以今年《收获》长篇小说排行榜来举例，最起码可以有三种类型的长篇同时存在，不是哪种好哪种不好，而是考察它们的完成度是怎么样的。比如中国本土百科全书式的长篇小说，海纳百川、包罗万象，全方位呈现一个时代和社会，《红楼梦》就是其中经典，今年摘得长篇榜首的李洱的《应物兄》也是此类。”
“第二个类型和西方文学观念相联系，史诗性的长篇小说，追求对社会本质的揭示，追求宏大的规模，追求大的体量。陈忠实的《白鹿原》我更愿意纳入史诗性的长篇小说来理解。”
“第三种我称之为现代性的长篇小说，体量规模小，人物形象没有那么多，或者作家在创作的时候，没有野心去总体性立体性地表达某一个时代，只是体量小了，特征更多的是追求深刻的轻易的片面的快捷的，卡夫卡的长篇小说就是典型的现代性小说。”王春林认为应该以开放性的艺术观念来看待越来越复杂的文学创作文学现象。”
文学史中的青春气息为什么越来越弱，青年作家也有话想说。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副研究员岳雯认为，在一个百废待兴、重新建构的时代，与那个时代同时成长的作家们，充当了那个时代的先锋，他们对未来的各种可能性充满了探索的欲望，这种探索很容易在文学史上留下痕迹。“然而我们现在已经处于被一个时代支配的时候，现在不管是中年人的写作或者是青年人的写作，他们的基本质地和基本写作方向依然在八十年代所确立的写作方向之下，依然是在回应那个时代的问题。”
岳雯此次还担任了收获排行榜中短篇组的评委，她说有时候能在一些作品上看到修辞学意义上的精彩，是好故事、好文学，“但这还是在以前基础上的一种规定性写作，所以这种写作让大家觉得力量减弱了。从社会学意义上讲，完全不同的时代已经开启了，不管从人工智能角度，还是从生物学的角度，一个新时代的大背景向我们打开了。这代人应该有这个能力和决心，重新让时代新的元素以构建未来式的东西进来，这样我们会对现在这个时代的写作有更多的期待。”
